August 27, 2025 1 min to read

斑驳现场｜高地逃避之后怎样？

在泰北边境，逃避统治的人们，仍在为未来寻找位置。

斑驳的马赛克和迁徙的人

泰北调研手记

“你们俩通常用什么语言交流？”

“英语。”

说完我们仨都哈哈大笑。我在提问的是两个拉祜族男生。他们一个在缅甸长大，一个在泰国长大。但是他们共同的爷爷和奶奶，又都是从中国迁移下来的云南拉祜。

这个族群身份将他们连接到一起，英语又帮助他们沟通，以及帮助我跟他们沟通。

我们笑是因为这个答案打破了包括我在内的外国人一定会有的预设。缅甸拉祜叫阿赛，泰国拉祜叫塔塔，他们一看就都是黑黑黄黄的东南亚人,我们又身处泰国。这背后的预设是：哪怕缅甸人不会讲泰语，应该也有他们族群的语言拉祜语沟通，为什么还要借助英语呢。 阿赛说，他的母语其实是缅甸语，因为老家在掸邦，小时候还会讲掸语，父母并不跟他讲拉祜语。15岁离开缅甸去新加坡求学和工作后，就完全把掸语丢掉了。直到4年前回到泰北的拉祜族群，才把拉祜语捡起来，同时开始学泰语。泰语刚学，拉祜语不精，英语成了他与表兄弟塔塔沟通的最舒服语言。

这样的身份交叠和语言混杂形成的马赛克，构成了我在泰北的这段时间身处的日常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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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战老师随着一支香港的大学生服务学习团队到泰北做短期调研。虽然行程是去泰国，但我行前做的功课，大部分都在了解缅甸。

如果我们去东南亚国家，很难不遭遇邻国。

这整片区域就是一个巨大的交错带。

新加坡和文莱几乎就嵌入在马来西亚之中，印尼的许多岛到邻国比到本国的某个城市更方便。更不用提每一个国家都邻着隔壁三个国家的中南半岛。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泰国北部，在泰国与老缅交界的区域。在流行媒介语境里，泰北更多跟“泰北农场”、“清迈度假”、“数字游民”、“山水美景” 联系在一起，似乎只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度假躺平圣地。实际上，就像泰西的湄索地带一样，泰北也是历史上常年缅甸移民的居留之地。缅甸掸邦的大其力口岸（Tachileik） 和泰国清莱府的美赛口岸（Mae Sai）早在电诈兴起之前就承载着无数的过境移民。而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从云南经由缅甸来泰国的移民。

串联起这些流动的人的，往往是超越现代国境/国家的族群、亲属关系和山地民族的共同身份。

高山民族（highlanders/hill tribes）, 是泰北地区在泰缅地区另一个高认知度的标识。或者，用另一个在社会科学广为人知的概念形容，佐米亚（Zomia）。詹姆斯·斯科特认为这些山地民族是有意逃避以谷物为基础的中心国家的统治，而选择了在地势险要的山地地区耕作高地农业，逃避赋税徭役，保持自身独立性。而这些族群横跨东南亚大陆、中国、印度、孟加拉等国，延展出差不多250万平方公里一片佐米亚地区。斯科特认为这种逃避统治的艺术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有不同表现，而在泰国，他们就是高山民族，这些民族包括克伦、苗、拉祜、阿卡、傈僳、Lua, Mien……

这些是第一天到达清迈大学时，清迈大学老师给我们做的科普。泰国老师说，hill tribes这个词是有歧视意味的，泰国人认为比起主体民族Thai，这些高山民族都是未开化的、未被文明化的原始部落，好像低人一等。“而Highlanders更中性一点“，泰国老师提醒我们多使用”highlanders”。 讲座结束后，我们跟拉祜族的阿赛和塔克聊天， 阿赛自己在聊天中自然而然地提到了“hill tribe”这个词。我们惊讶，用从泰国老师那里听来的文化解释问他为何，他说，“确实有歧视，但是我们现在跟外国人介绍时会这样提，因为一提就懂。” 语气不以为然，我没有感到太多情绪流动。同伴们对此不太理解，觉得这太冲突了。我个人觉得，可能，这就像“酷儿（queer）“一样，最开始也是带歧视的词，后来被酷儿群体自己挪用来，反而变成了抗争的身份。

但是我这次在泰北遇到的人，困扰他们的并不是hill tribe的身份，更多是因为跨国迁徙相伴的其他身份在更紧要地牵扯着他们的命运与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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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此行主要扎营的地方，在清迈省下的清道县（Chiang Dao）。它在清迈和泰缅北部边境之间，距离清迈80公里，开车两小时，距离最近的泰缅边境线40公里，开车半个多小时。距离最大的泰缅口岸美赛-大其力两百公里，距离湄索-妙瓦底四百多公里。

在清道是因为当地合作组织泰北儿童之家驻扎在这里。这家NGO扮演着避难所的角色，收容跨境而来的孤儿和泰北地区困境儿童，为孩子们提供食宿和课外活动，送他们上学。因为大部分孩子都没有泰国国籍，儿童之家一项主要使命就是帮孩子们办理泰国合法身份，以使他们有资格和能力进入泰国的社会系统里就业。

阿赛和塔塔是表兄弟，也都是儿童之家的工作人员，组织的负责人就是塔塔的父亲默赛。这家组织的各类工作人员甚至许多孩子，都是这个拉祜家族的各类亲友。遍及泰缅的亲友。因为舅舅在这里，阿赛才从新加坡来到这里。一个三年前从缅甸来给孩子们做饭的阿姨，来泰国并不是因为逃避战乱，而是因为亲戚请她来帮忙。这家收容所不仅收容儿童，也收容成年人，就像是一个家族跨越国境的延伸。

战老师说，这就像一个研究印孟边境的学者Sahana Ghosh说的，这些亲属关系形成了跨越边境线的无数“微小切口（tiny cuts）”。

已有的学术解释如此丰富和浩瀚，一方面当然帮我们扫清了许多理解的障碍，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我们研究和书写的困难。在这样有限的时间里调研，很难再产生新的判断。

但是我们发现有些东西可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是只要投身其中就会产生的，比如个人感受。

于是我尝试避开任何宏大讨论，在这里分享一些进入这片交错带的个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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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泰北的段时间正是哈佛女孩蒋雨融在被全网热议的时候。开始几天我没时间关注，最后一天返程时，我才终于仔细看了她的演讲视频。这段演讲应该被诟病的地方很多，我也很不喜欢。但她的第一段话，竟然令刚从清道回来的我深深共鸣。

蒋雨融讲：“去年夏天，当我在蒙古实习时，我接到了来自坦桑尼亚的两位同学的电话。他们有一个非常紧急的问题：如何使用他们的洗衣机—因为所有的标签都是中文，而谷歌不停地将一个大按钮翻译为”旋转幽灵模式”。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印度人和一个泰国人打电话给我——一个在蒙古的中国人，来解读坦桑尼亚的洗衣机。我们都在哈佛一起学习。“

这段描述被广泛批评是在炫耀精英的优越感，因为普通人很难体验到这个场景里的多元共生。而我刚刚经历了与这种精英的“多元体验”相对的另一个端点。在清道，我遭遇的和经历的，都是底层又底层、边缘又边缘的人群，而他们同样身处在语言和文化的多重交叠之中。

语言的多重其实是我行前的一个担心。我第一次去一个异国调研，而且是多民族混杂的边境地区，不会当地的语言，当地人也不懂我的语言，尽管可以用英语作为中介，但它终究不是我们各自的母语，它必定会影响到交流的准确性和情感通达。即使可以请翻译，但是经过几重的转译，原初的意思多半也已经像拧干水的床单一样了。

然而，当我真的置身于这样一个语言混乱的交流场景时，我发现，这种混杂和交叠本身可能就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意义。

在儿童之家，有泰国拉祜、缅甸拉祜、缅甸掸、泰国掸、泰国克伦、缅甸克伦、苗族、栗粟族、阿卡族……甚至还有几个中国人的弃儿。

当我在这里写“中国人”的时候，是对当地伙伴提到的“Chinese”的直译。但是，“Chinese”在这片交错地带的涵义非常驳杂，它可能指早就侨居东南亚的华汉族裔，也可能是指刚跨越中国国境内来的移民（而这些移民各类民族都有），也可能指我们这样短期来泰的中国人。我遭遇的“Chinese”这个概念的复杂，导致我难以在这里用中文准确转述。那几个当地人称为“Chinese children”的弃儿，因为原生家庭信息的模糊，无法确定他们的族群，我只能从肤色判断，他们可能是汉族。我也无法用中文跟他们沟通——因为他们被遗弃时太小，还没学会讲中文。

那时，我坐在儿童之家的台阶上，看着这几个跟我有着同样肤色的七八岁的孩子，我们没有语言可以交流，只有微笑握手。身边的泰国老师，则用她在华人教会学会的一点中文跟我说，“他们几个，现在说拉祜语。因为这里好多拉祜。”

在这里，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是所有人都精通的。每个人都掌握着出生环境下的母语和不同程度的各类外语。孩子们之间有的时候讲拉祜语，有的讲泰语。有一些孩子，又不同程度地会一些英文和中文。于是，在我这个只会中文和英文的中国人进入的时候，汇集成了各种身份和语言同时交织在一起的马赛克。我们没有请专职翻译，也不知道该请会什么语言的翻译，工作人员每天忙得团团转，自然也不好麻烦他们来帮忙。我只有自己想办法沟通，穿梭在各个马赛克之中。

阿卡族女孩韦妮，成长在美斯乐，因当年的泰缅孤军及其大量后裔扎根在这里，美斯乐有许多中文学校，她学过五年中文，会说中文和泰语，却不懂英语；拉祜族女孩杜玛喜欢听英文歌，英语很不错，还会泰语和拉祜语，完全不懂中文；我只会中文和英文。于是，我跟韦妮用中文聊天时，杜玛用泰语跟她说了几句话，韦妮用泰语回复她，我需要请她们翻译成英语或中文；杜玛跟我用英语交流时，韦妮等我们翻译成中文或者泰语。

最混杂的场景出现在我意图跟做饭阿姨交流时。

听说做饭的阿姨是来自缅甸的拉祜族，我便请一位会一些中文的泰国拉祜族女性雅南帮忙翻译。雅南是清道本地人，是默赛妻子的同学的女儿，被请来做孩子们的生活老师。她没有上过中文学校，但参加过华人教会，学了一些汉语，虽然读的圣经依然是泰语版本。雅南把我带到做饭阿姨面前，用拉祜语向她介绍我。打过简单的招呼后，我用中文提问，雅南帮我翻译。基础信息之后，我问到一个更深入的问题，“您为什么来泰国？是因为缅甸的战争吗？” 这就复杂了。雅南有点不明白这段中文，我就用google翻译成泰语给她看，雅南理解后，再用拉祜语翻译给做饭阿姨。阿姨跟雅南讲了一句什么，而雅南显然不知道如何翻译成中文告诉我。她卡住了。

此时，会一点英文的缅甸拉祜女孩拉玛出现了，我也请她帮帮忙，便又用英语问了一遍同样的问题。她翻译过去，得到了答案，但也不知道如何用英文告诉我。阿姨的手机都是缅甸语，哪怕是翻译软件，也没有英语。而我的Google翻译上，是没有拉祜语的。场面非常混乱。最后阿姨不知道怎么终于倒腾出手机上的英文翻译，把手机递给我看，我看到屏幕上显示着一句英文：“called by the family.” 拉玛看到后很兴奋，似乎一下理解过来了，立刻用英语补充说，“对对对，她是因为家人来的，不是因为战争。” 雅南也用中文给我补充信息，“她有个女儿来泰国读书了，她一起过来了。”

这个场景里，有四个不同身份的人，用四种语言在交流。没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也没有一个共通的语言，在一个几乎无法沟通的场景里试图实现沟通。

置身其中，我常会哭笑不得地感叹，我们语言如此不通，而大家却又如此渴望交流。我能感到每一个人都在想法设法地跟我传达信息。而在我的母语环境里，大家都会同一种语言，未必会遇到这样想了解你的渴望。

战老师说，越不主流的族群，会的语言越多，越主流的族群，会的语言越少。在美国，很多美国白人只会英语，而少数族裔会好几种语言。在很多情景下，这是一种生存技能。

可是哈佛的多元性优越也是同时存在的。当然，边缘族群为了生存而被迫习得的多元和精英轻飘飘的体验多元，不是同一个多元。美国的多元和泰缅边境的多元，也不是一个多元。

那是不是，多元性更多存在在两端，要么特别精英，要么特别边缘，在中间的大多数，才是被束于单一的文化和语言的？

我没有答案，但身体性地感受到了许多道墙的阻隔和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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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之家营地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聚落，它是由不同的迁徙而来的人形成的一个共生社区。 所以我这次核心关注的问题是，他们从何而来，为何而来，又要去向哪里。对于东南亚跨境流离的人和历史，行前我做了大量功课。但是一些功课们很快碎掉了。

首先碎掉的是Zomia的想象。

在清迈大学听完讲座的第二天，我们一行人就驱车到了清道的营地。出城时，我问塔塔，我们会走盘山公路吗？他说，“不会的。” 的确，我们从清迈一马平川地就开来了，一直开到这片平荡的大草地，房屋在草地上，山在远处，山是背景，是风景，而不是脚下的土地。这的确是一个以高山民族的人为基础的社区，但他们已经从山上下来了。他们在平地上读书、找工作，不再依靠高地农业，也就不再依赖原始的高地生活方式。

儿童之家的发起人默赛夫妇，他们的拉祜族祖辈的确是生活在山林中，但他们自己在童年时期就下山进入了泰国政府提供的儿童之家福利所。虽然当时条件极其艰苦，但好歹有了上学的机会，于是一路读书和奋斗，进入清迈，在当地安家乐业。在退休时节，默赛回到这片土地，为像他们当年一样流离失所的孩子，提供新的儿童之家。他们筹募各类NGO和基金会的资金，同时做一些旅游接待类的创收服务，维持这个社区。

儿童之家最重要的使命不是保育高山族的游牧生活方式，而是培养孩子们进入泰国主流社会的技能，在主流社会里找到位置和尊严。有趣的是，儿童之家也有两片田地，用来供给儿童之家的日常粮食，同时也是孩子们学习种植水稻的地方—— 在斯科特的论述里，这是统治者才种植的作物。如果一定要回应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判断，我认为，这个NGO在做的事，已经是在寻求统治了。

在清迈大学听讲座时，我便很想问那位谈及Zomia的白人学者，当他积极地赋予边境一种超越意义的时候——“边境成为了一个可以超越（transcend) 固定国家的空间”—— 他访谈过边境的普通人吗，那些人是怎么想的呢，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在“超越”吗，他们会觉得这种“超越”挺不错吗。撇开我个人的倾向不说，我对知识分子的结论往往比较警惕，我不敢确定各种“超越论”到底是知识分子的浪漫还是边缘群体的真实诉求。

这个儿童之家收留的孩子，全都面临着生存的基本困境。要么是被遗弃的孤儿，要么是收入拮据、养不活这么多孩子的贫困家庭。迁移而来的孩子还面临着没有合法身份的问题。他们最紧急的需求可能就是生存和生活。缅甸大其力来的女孩拉玛，她的老家还有三个姐姐。她说，姐姐们生活得很辛苦，她来了这里，是最幸运的一个。尽管她还在等待身份，只能上非正式学校（informal school），可在这里她不愁吃穿，安全稳定有朋友，还能上网听英文歌。她会讲英文，是因为喜欢听英文歌。

当然我们的见闻未必足够有力量形成某种新的论述，但是我们的感受是非常直观的。我给战老师说，儿童之家似乎是在往Zomia相反的方向发展。老师显然也感受到了差异，回应道，在这里，Zomia只是一个背景吧。但是在更偏远的山村，还有依然维持着Zomia游牧生活的民族，他们还在盖竹房子，烧掉，迁移，重建。

我后来有机会去到一些依然在山上的高山民族村落。的确都是竹房子。我还目睹了农民焚烧玉米地。但是在这些看起来贫落偏远的村子里，再小的村子都有一间最漂亮的砖房，就是教会。有的是基督教教会，有的是天主教教会。在一个偏远的阿卡族村子，一个女生忽然走出家门跟我用流利英文对话，说自己在新加坡工作过，自己家是很多外国人来住的民宿。

似乎更多的边界正在被打破。

这涉及到历史变迁，也有视角的灵活性问题。这次重读斯科特，我才注意到书的后半部分有一些更开放性的描述。他说只关注Zomia地区的反叛和抵抗是有问题的，“它忽视了移民和逃亡的深层历史，它们有时候是反叛的余波，但更多时候是避免军事对抗的另外一种选择。它还忽视了同等重要的适应和融入低地社会和人群的过程。”^[1]

再一个碎掉的是革命浪漫想象。

我带着基于湄索为核心描述的缅甸流亡革命青年想象和中西方各类新闻报道而来。于是我会好奇他们通过什么样的交通方式来到泰国、好奇他们对缅甸民地武的看法、对昂山素季及NUG的看法、对电诈的看法…… 在我做的功课里，缅甸人在丛林里穿梭，艰难地通过不同的路线逃亡。我还深刻地记得，在斑戈那篇获奖的文章里，她写到逃亡者如何描述他们的逃亡路线：“逃亡者的手指在我的谷歌地图上滑动”。这个情景足够具体和形象，我想象着，我也要准备好我的谷歌地图，请他们标记路线。

但我跟遭遇的第一个缅甸青年阿赛聊天时，我就发现他的描述“不对劲“。他的描述跟丛林、农场、边境毫无关系。他一直在讲，军政府会跑到机场去抓人的 —— 他是坐飞机来的。更重要的是，缅甸政变的时候，他在新加坡。他从新加坡飞来的泰国。我想他的经历太特殊，应该不够典型。我很快遇到了第二个缅甸青年特卡。特卡来儿童之家工作刚一年多。这可能是一个正儿八经的革命青年，他在仰光的NGO工作，日常都在参加各类社会运动，也投入到了公民不合作运动（CDM)中，被军警搜过屋。但是，他也在描述同样的情景：军队会到机场把人抓回去，而他逃离那天幸免于难 ——他也是搭飞机来的。

跟湄索大量无国籍青年更不同的是，阿赛和特卡都有合法缅甸护照和合法泰国签证。

之后我遇到的其他缅甸孩子或成年人，他们要么是自己或家人开车来，要么是骑摩托车过来。从大其力到清莱，骑摩托车只要大概两个小时。10岁的拉玛坐在妈妈的摩托车后座，被妈妈从大其力送到了清莱舅舅家，舅舅再开车带来了清道的儿童之家。

这里不是一个逃亡的故事集，而是去亲友那里暂避。

我略带失望的跟战老师说，他们跟斑戈描写的革命青年太不一样了，他们没有那么激进。老师说，当然了，他们如果激进就不在这了而在湄索。我们面对的就是更普通的缅甸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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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普通人”是什么故事呢？很快我发现，所谓的“普通”或许只是没有经历身体上逃亡时的颠沛流离，但是他们的经历、身份、人生选择都是流离失所的。国难之中，每个人都被它不同程度地影响着。

特卡跟默赛是远亲，来到此地的确是出于政变后的逃亡，但是阿赛则在延长线上被影响。四年多前，他厌倦了新加坡机械沉闷的工作，想去澳大利亚留学。而正在他申请澳大利亚签证的时候，缅甸政变，他的护照迅速变成全球最不受欢迎的护照之一，于是，他被拒签。而此时，他已经辞掉了新加坡的工作，新加坡的签证也马上到期。何去何从呢。他便来了泰北舅舅这里，准备一边帮忙一边重新申请签证，计划暂留三个月。结果，这一个“暂留”，就留了四年。这四年里，是无数次被拒签和数叠厚厚的申请材料。他的教育和工作背景，拿到一间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毫无悬念，但每次申请失败，都卡在签证环节。

听了他的经历，我感受到了一个差异。对于中国人而言，我们要出国留学，最焦虑的是哪些学校会给offer，签证只是一个流程性的因素，并不需要特别在意。而在阿赛这里，是相反的逻辑。学校申请不是问题，签证才是最大难关，学校offer只是获取签证的一个程序性因素。但是，随着现在世界局势的紧张，不知道这种visa优先逻辑，是不是会很快替代掉我们的offer优先逻辑。

阿赛依然在计划下一个签证。这次，他准备转战申请德国，听说德国签证政策好像会松一些。我鼓动他申请香港的学校试试。他问，“香港会欢迎缅甸的护照吗？”…… 我哑口无言。我们的同学有来自非洲、中亚、南亚、中东、还有泰国的，的确从来没遇到一个来自缅甸的同学。

在申请和等待欧美签证的过程中，他们首先要解决的是泰国的合法居留问题。阿赛和特卡最初都是拿着学生签证来的泰国——因为拿学生签证非常容易：在网上上一个泰语网课，就可以拿泰国学生证了。但是太容易，问题就来了。很多中国的电诈产业从业者也拿着学生签证来泰国，犯罪被抓后政府发现了学生签证的漏洞，于是就严控了学生签。这导致他们现在很难再续学生签。—— 所以他们对电诈最常的抱怨是，这些人增加泰国签证系统的门槛。

他们已经透彻研究过泰国的各种签证和移民政策，对每一个类别都如数家珍。但是麻烦的是，任何一种签证的申请，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且充满不确定，而手上的签证过期却迫在眉睫。特卡大学专业是英美文学，对社会科学很感兴趣，思维活跃，英语流利。我也建议他要不申请下香港学校，他反问我，“那不又是一个漫长的周期吗？” 我再次哑口无言。

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们在想各自的临时应对办法。阿赛是不停续旅游签，每三个月出一趟泰国再回来；特卡准备去湄索找一家NGO工作，看能不能拿工作签。

当听到特卡准备接下来去湄索时，我眼睛一亮。但他说他要去一家做精神健康的美国NGO工作时，我再次发现了我的经历跟斑戈的故事的不同。在斑戈的流亡革命青年故事里，在国际NGO工作也是一个外在的、精英的、上层的故事。他们质疑国际NGO是否真的能回应缅甸实际的需求，是不是更多是一种西方预设议程下的“展演”。可是坐在我面前的特卡相信他要做的事情的价值。他说，“我现在根本不想回缅甸，我觉得缅甸没什么希望，可是你看，我还是想要帮助缅甸人民，所以我要去湄索这家NGO，帮助那里的人。” 这个24岁的缅甸青年，认为这里的暂居只是一个暂留地，他想要看到和经历更多新东西。

那关于缅甸的局势呢。

我只有机会跟英语流利的阿赛和特卡展开这样复杂的交流。

我小心翼翼地跟他们提起昂山素季，不确定现在缅甸人是否还会信任她。在我看过的中西方媒体报道里，这是一位已经被国际社会抛弃的、失去地位和信任的旧领袖。而这两位缅甸青年的反应非常一致，他们都认为她依然是缅甸人民的领袖。“我们希望她一直好好活着”，阿赛说，表情和语气都是“这有什么好怀疑的？”

然而特卡也提出了他的担心。“她始终还是一个女性。” 正当我的女性主义警报要响起时，他立马解释说，“我不是反对女性做领导。她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改变，我们的很多基础设施、好的制度都是在她主导下实现的。我的教育也正是受益于她主政缅甸的那几年。而是因为，她是软的，而军政府是硬的，要跟军政府对抗，需要有硬的东西。不然可能还会被他们打败。”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佐证自己的性别平等观念，接着他嘲笑了泰国的父权制。他说，在泰国，女性嫁给泰国男人是可以拿到泰国ID的，但是男性嫁给泰国女性就不允许。这令我想到中国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也是同样的，便感叹说，“好父权。” 他立马应和道，“是的，非常父权。而且他们还有皇权。他们竟然还有国王！” 他骄傲地说道，“我们的国王早就没了。” 而我补刀说，“不过虽然没有国王，依然没有民主啊。” 他笑着不停点头称是，然后我说，“我们也是”。 我俩哈哈大笑。

阿赛有一个神奇的乐观判断，他说，“再等一年多，我们的革命就成功了。” 再详细问他为什么，他有些语焉不详，说当然局势变化很大，也可能会更久。谈到缅甸革命时，他会频繁使用一个词“我们（We）”。 这个词令我困惑。他并没有参与到民地武之中，也没有参与到CDM，而且缅甸不同群体的政见非常斑驳，不同民族都有不同的主张，他是拉祜族，他说的“我们”又是指谁呢。我便这样问他，他说，“就是缅甸人民。” 似乎在他这里，军政府和人民对抗的紧张性超过了那些斑驳。

如果真的那么快就能成功，他们岂不是就可以结束海外流散了。我这样想着，便问阿赛，“如果革命成功了，你会回到缅甸吗？你个人计划是什么？” 他说，“如果革命成功，肯定还有很多需要重建的工作需要海外的缅甸人帮忙，而我希望我留在海外帮忙。” “海外缅甸人（Overseas Burmese）”是他反复提及的词。这似乎是他对自我的身份定义，因此一直在寻求海外的机会。听起来，在海外，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个被迫的结果，而是一个主动选择。

这令我想到清末民初的海外华人们。他们的确是革命的重要力量。或许，这是一条可行的路。

可是，除了泰国，他能够出海成功吗？

没有人知道。

作者：蓝走走

Note